朱德庸：正確的人生太痛苦了
朱德庸：正確的人生太痛苦了
“有一部電影裡的人說，當他碰到岔路的時候，他知道該選哪一條，但他永遠都選了另外一條”
直到過了知天命之年，這個臺灣最出名的漫畫家才終於找到自己人生謎題的答案：他患有“亞斯伯格綜合症”，一種泛自閉症障礙。畫畫成為他所有積鬱的出口，而他冷眼旁觀的結論，其實是“大家都有病”。
日本有一個傳說，如果一個人能夠喊出妖怪真正的名字，便成為妖怪的主人，不用再怕它。
在53歲的時候，朱德庸終於喊出了自己生命裡那個妖怪的名字：“亞斯伯格綜合症”。
這是一種泛自閉症障礙，會讓患者社交困難、難以理解別人的情緒、興趣狹隘、對變化感到極度不安，經常重複特定的行為。
在看到這個名字之後，朱德庸松了一口氣，覺得自己人生中的許多謎題就此解開。在他的前半生中，這種病讓他成為一個生活在玻璃球裡的人，在洶湧而過的時間和人流中默默旁觀。畫畫成為他所有積鬱的出口，不吐不快，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。
“我終於知道，原來我不是智障啊。”他笑起來，輕鬆地靠在沙發上。
在發佈會上時刻準備逃跑
1月月初，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一家餐廳裡，助手一撥接一撥地送走媒體記者。夫人馮曼倫給他端來一壺糖水，問他要不要潤一潤喉嚨。他笑著擺擺手，朱太太便起身，到樓上去安撫另一撥早就架好了攝像機和燈光的記者。
朱德庸不喜歡被圍觀，不喜歡跟陌生人說話，他會抗拒、緊張。小時候他幫同學去郵局買郵票，他捏著錢，頭腦一片空白，只想逃跑。他沉默地在郵局站了片刻，然後抓住同學，把身上所有的錢都塞到他手裡，說：“你不要叫我去問，你自己去。”
這件事他一直記憶深刻，在他成年之後，依然不斷提醒，自己有多麼懼怕外面的世界，並因此反復糾結：“想到這個事情，你心裡是很難受的，你會想到，天哪，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，你怎麼會連問都沒辦法問？”
這種從陌生人面前逃走的衝動，隨著他的成名而逐漸被勉強克制，但從未消失。他的新書《跟笨蛋一起談戀愛》年初在大陸出版，出版社邀請他來大陸做巡迴宣傳。在南京，他們請來兩個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談，一個是以談論男女關係成名的孟非；另一個是張嘉佳，一位以盪氣迴腸的催淚愛情故事走紅的作家。
那一天現場氣氛不錯，笑聲不斷，可是朱德庸還是緊張得要命，手在不停地出汗，並感覺到肌肉在衣服底下發抖。
“如果不是還有一點點理智在，我可能把麥克風一丟就跑了。”他說。大陸的出版方沒敢告訴他，當天現場有上千人，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。
他笑著說，這已經算好的，上次來大陸做活動他記得很清楚，是2011年6月26日臨出發前一個星期，他已經情緒沮喪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，不吃不喝，“如果生命有一個鈕，一按就可以結束，我覺得我會去按的。”太太跟兒子陪著他不停說話，又讓大陸的代理打電話來勸說，才讓他能夠出門。
“為什麼其他人能那麼享受，為什麼別人喜歡在公眾場合喜歡結交很多的人，我都沒辦法？”在過去的30年裡，他經常這樣自問，“我常常覺得自己又病又笨，真是沒辦法。”
有病
採訪的間隙，他端著一杯水走到餐廳外面的玻璃穹頂下。北京的冬天長久沒有雨水，玻璃上積滿灰塵，但陽光還能透進來，於是他就像被籠罩在一團灰濛濛的霧氣裡，成了一個黑色的影子。他站在裡面出神。
多年以來，他一直沒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麼了，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。
比如他從小就不會按正確的筆劃寫字，算個位數的乘法，要從一一得一，一二得二開始默念，背完整個九九乘法表；比如他總是認錯字，看餐館的招牌，眼睛看到的是這個名字，記到腦子裡就變成了另一個。然後他興沖沖去告訴別人，哪裡哪裡有一家很好的餐廳，別人滿懷期待地找過去，當然，永遠也找不到。
即便後來他成為臺灣最知名的漫畫家，也從未擺脫這些煩惱和折磨，時常陷入沮喪和自我懷疑。
這些困擾他的事情，一直到他30多歲才開始有了答案。朱太太翻了很多書，告訴他這大概是自閉症，還有閱讀障礙。
去年又更明白一些。那段時間，朱德庸經常跟太太去找複健醫師，醫師給朱德庸下了結論，說他有亞斯伯格綜合症，一種跟一般自閉症不太一樣的病。
因為閱讀障礙，朱德庸對亞斯伯格綜合症的理解都是從太太那裡聽來的，有這種病的人容易情緒低落，容易發脾氣。朱德庸說，這種病有一個“好玩”的地方，就是患者只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，他跟你交談，他以為他講得很清楚，但別人聽起來可能完全不知所云；別人跟他講話，他以為自己聽懂的時候，其實又多半沒有領會對方的意思。
巧的是，他的那位複健醫師也是亞斯伯格綜合症患者。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復，聽他們兩人聊天，朱德庸說東，醫師說西，朱德庸接過話開始說南，總之完全牛頭不對馬嘴，朱太太在一邊聽得快要瘋掉，而他們兩人交談甚歡。
這種病至今還沒有有效的治療辦法，但是朱德庸心裡仿佛有一塊石頭落地，知道了命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朱家差一點飛黃騰達，差一點
在那之後，朱德庸就想起來，為什麼小時候面對父親總是感覺疏離。
他的父親是蔣經國的學生，在大陸參加過幹部培訓學校，是班上的第一名，很得蔣經國賞識。到臺灣之後，蔣經國來找他，問：“你要做什麼，你想做什麼？”
朱德庸聽媽媽講，當時父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蔣經國只好留下話，說：“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下次再來問你。”
蔣經國來訪的事很快眾人皆知，許多人上門找父親托情，想讓他在蔣經國面前舉薦。
之後蔣經國果然又來了一次，父親依然默默搖頭，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，來人只好歎氣走掉。從那之後，朱德庸的父親就一直做著普通公務員，臺灣數十年間風潮迭起，而朱家從無大風大浪。
朱德庸的媽媽說起這些事，難免哀歎人生錯失良機，朱德庸也曾不平，為什麼父親那麼沒有能力，為什麼滿足於做一個小小的公務員。他甚至也太能明白，為什麼小時候父親也並不像別人家的家長那樣，會跟他談很多人生道理，也很少有鼓勵或者斥責。
一直到後來，朱德庸成家立業，有一次回家陪老父親，兩個人隔著一張圓桌子對坐，寒暄之後都無話可說。
“我們兩人就一直這樣看著。他坐著的時候一直是笑著的，不說話；我也一直看著他，我也沒講話，就這樣坐了兩個小時吧。”朱德庸後來回憶說，“所以，我以前就說我跟我爸爸感覺很親近，但又那麼疏離。後來等我爸爸過世之後，我感覺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歲月裡面，他沒有教導我任何事情，卻能一直傳達愛給我。我就是能感受到他傳達給我的愛，用最簡單的方式。”
朱德庸的父親活到了94歲，一生平安，朱德庸想，很難說父親年輕時與飛黃騰達擦肩而過是不幸還是幸運，如果受到提拔，可能父親早就活活累死。這也算是因禍得福，或者說，命運對疾病的補償。
“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”他想了想說。
在玻璃球裡旁觀世界
對朱德庸來說，命運的補償發生在別的地方。疾病將他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，也讓他得以抽身而出，成為世界的旁觀者。
他成名時26歲，臺灣的劇變剛剛拉開帷幕，經濟熱潮已經不可遏制。那時候他畫《雙響炮》，講中國人糾結的婚姻觀。有一天去買豆漿油條，看到一個街頭的年輕人的打扮非常詭異，覺得臺灣迥異於傳統的新一
代已經出現了，於是畫了《醋溜族》，講的是臺灣的新新人類。
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，朱德庸開始畫《澀女郎》，反映的是臺灣新時代的女性，一個要愛情不要婚姻的“萬人迷”，一個要工作不要愛情的“女強人”，一個是什麼男人都想嫁的“結婚狂”，一個什麼是男人都想不通的“天真妹”，各自代表了都會女子截然不同的愛情觀與人生觀。
到20世紀末尾，臺灣經濟陷入停滯，喧囂、混亂但充滿希望的時代過去了，城市人陷入瑣碎逼仄的工作，難以自拔。朱德庸就畫了《關於上班這件事》，質疑商業社會的生活方式。接下來是《絕對小孩》，畫小孩的世界，抵擋成人世界的價值觀。
他有天生的對商業時代的抗拒，儘管他在這個時代大獲成功，並且用的是不斷給這個時代的人潑冷水的方式。
這些林林總總的觀察和諷刺，後來登峰造極，就是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他在裡面極盡所能描畫消費社會中人的病態。他畫一個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渾身上下的衣裝值多少錢，而男人則迅速掏出計算器，用女人渾身裝飾的價格除以她的年齡，得出這身裝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。
再後來，他畫《和笨蛋一起談戀愛》，作為《大家都有病》的第二部。很多人把它當做一本談論戀愛的漫畫，但朱德庸搖頭：“我只是把愛情當做一個影子。我真正想要畫的是，這一群瘋狂世界裡的瘋狂的人，在愛情之下全部暴露愛情只是一個窺視的點。”
他有理由這樣冷峻旁觀。他和太太是同一類人，不太懂怎麼掙錢，也不會為此孜孜以求。有人介紹他們去買高爾夫球證，可以升值，他們倆一起忘掉，直到對方趕來告訴他們球證價格已經漲到130萬，他們只好彼此攤一攤手。
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賺錢的時候，朱太太還以離婚相威脅，警告他不要變成“印鈔機”。
朱德庸跟朱太太說：“我年輕時候的夢想就是發財了之後買一個島，我在上面做國王，培育我的禁衛軍。然後那個夢就開始慢慢縮小，縮小到以後有錢了就要買一架飛機，我可以自己飛。然後那個夢又慢慢慢慢縮小到要買一艘船，坐在船上出海釣魚喝香檳……最後就縮小到很平淡，待在家裡，就很舒服了。”
被時代拋棄，也不過如此
旁觀者難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斷拋在後面。朱德庸在玻璃球裡，時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謬狂奔，因此憤怒難平。
1999年，他第一次來北京，在南鑼鼓巷的胡同裡閒逛，看到賣包子的店鋪裡揭開蒸籠，冒出滾滾的水汽，看到居民從家裡拎出一塊砧板，在門口蹲著剁肉。
“你也許說他們粗糙，但對我來說，那就是一種生活，活生生的生活。”
十多年後，他又到那條胡同，發現已經完全變了。到處是咖啡店、茶館、服裝店，而空氣中則充滿了霧霾。
“我幾乎每一次離開都抱著憤怒的心情。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？我並不是說不要進步，但是能不能不用這種方式？”他問。
臺北也一樣，在他看來，亞洲所有地方都讓他產生共同的一種憤怒：就是拆掉一切去換取財富，腦袋裡面只有錢。
“沒有辦法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”他念叨著。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臺北住的日式房子，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遷出，然後房屋賣給開發公司，之後一直廢棄。
每隔一陣子，他都想辦法去那裡看自己家的舊房子。整個街區被鐵皮封起來，禁止入內。他在外面看著，覺得樹長得更茂密，而屋頂一塊塊垮掉，眼看著它日漸荒蕪坍塌。
他也會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。那是一片眷村，太太帶著他走到已經破爛的舊屋，跟他講，小時候這邊放床，那邊放桌子……
朱德庸說：“那種感覺就是，雖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沒有經歷過，但是我跟著她去看，就等於陪著她又經歷了一次。”
他為自己這種眷戀打了一個比方：“我有一把椅子，我可以跟我的孫子說，你的爺爺常坐這裡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。當你的孫子摸到那把椅子時，他就跟爺爺的前半生聯繫起來了。記憶應該是這個樣子的。一個城市如果沒有記憶，這個城市就沒有生命。如果這個城市沒有生命，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就勢必會生病。因為他無所寄託。”
所以，他從來不擔心自己被時代拋棄。時至今日，他還要凡事親力親為，堅持一張一張地畫四格漫畫。
為了出版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他畫了1900多張畫稿，最終選出來的只有300張。“如果要騙錢，我可以連著出六到七本。”他算了算，然後講了一個朋友家小孩的笑話：小孩子想跟他學畫畫，被媽媽阻止了，因為媽媽說：“那很窮哦”。
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電影裡面有句話讓他很受感動。片子裡的人說，當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時候，他永遠都知道該選哪一條，但他永遠都選了另外一條，因為他知道正確的那條路對他來說太痛苦了。
“這句話很鼓舞我，很符合我的心境。”朱德庸說，“一生就是這麼一回事。”（文/吳久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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